与此同时，外部环境急剧变化，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
规模经济是工业经济时代最主要特征之一，范围经济则是数字经济时代的鲜明特征。平台经济发展不规范，数字经济发展的普惠性有待强化。
近几年，得益于超大规模市场和内需潜力的优势，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规模不断壮大、应用领域不断拓展，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并连续数年稳居全球第二位。安全和发展是保障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两翼。第三，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以下简称数实融合）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激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从全球技术周期来看，数字技术正在加速引发系统性、革命性的技术突破和产业变革。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定义如下：从技术视角看，认为数字经济是基于互联网及相应新兴技术所产生的经济活动的总和（荆文君和孙宝文，2019）。
当前，我国在人工智能、物联网、量子信息等关键数字技术领域的发明专利授权量已居世界首位。二是加快完善数据交易制度规则体系，畅通数据要素流通机制，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培育壮大数据要素市场，规范和拓展数据开发应用场景。供给创造需求，在市场有效的原则下，供给是研究问题的重要出发点。
投资扩张在当期表现为需求冲击，但是在下一期表现为供给冲击，这两种冲击的动态平衡决定了投资的恰当速度。在中国这样一个赶超型社会，一个安全网还没有构建齐备的社会，无条件地谈消费扩张，简单地把疫情时期的消费修复与周期性变化的逆周期调整，与长期结构性改革的收入分配制度调整等同起来，可能会导致一些理论上的误解。回顾人类历史，没有哪一次大的技术创新是以人民有购买愿望为前提实现的，相反，大的技术创新和产业革命使人民的需求不断地释放和发展。在此过程中，通过一些收入补贴，以及一些消费场景的建设和促进消费修复的政策，能够使中国经济循环快速复苏，快速向常态化转变。
在当期虽然表现为投资，但也会表现为就业和收入，还会表现为消费的稳定。三、扩内需要符合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配合 今年的政策要寻求与供给端和需求端的重要改革相配合。
一、从战略角度，要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在核心位置 1、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的讨论 二十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提到了六大统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更好统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这都是从中长期战略的角度来考虑，切入点是供给端。今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5%左右，低于31个省市所设定的平均目标5.9%，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考虑到了扩内需一定要符合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扩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间要有破与立，有短期和长期的配合。凯恩斯需求政策与疫情救助政策以及扩内需战略不同，一定要区分清楚。
只要出现持续的市场出清困难，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紧缩，无论是产能过剩还是不足，都意味着存在着失灵和扭曲，需要在制度上进行修正和调整。如果稳主体、稳就业、保主体、保就业没有实现，简单的收入分配政策和促进消费政策就很难起到消费恢复和扩张的作用。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存在一些争议。如果这两个方向南辕北辙，就会导致供给端和需求端在中短期出现矛盾，从而导致政策过度摇摆，进一步产生市场扭曲。
更重要的是，投资在下一期会产生新的供给。凯恩斯是逆周期的调整，而不是跨越周期改变总需求与总供给间的中长期问题。
当前的消费不足与正常周期调整状况下的需求不足不同。以往总是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因为总书记指出，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新发展格局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基点
今年政府投资仍将有所作为，但重点在于改善民营投资预期 投资是逆周期调整的法宝，去年国家已经在扩内需上加大了投资力度，今年投资仍是稳增长的抓手。今年在疫情政策放开，社会和经济秩序逐渐恢复，消费的扩张和恢复，投资持续的增长和稳定，成为扩内需的两只抓手。其中最核心的原因在于：第一，消费者的资产负债表修复相对缓慢。第三个是要全力拼经济，要抓住开门红、争取上半年经济出现较好以及可持续的态势，从而使消费信心，消费预期出现全面逆转。第一个角度是消费修复，消费状态从过去社交隔离、经济社会交易缓慢的状态向常态化下的修复。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必须专注于扩内需。
对于当前消费的恢复和扩张，必须从几个角度来看待。另外在解决年轻人住房和新市民住房上，加大保障房力度，从根本上解决部分新兴市民居住上的核心问题，释放短期消费潜力。
在保证政府类投资相对稳定的基础上，今年要在民间投资上做足工作，这是今年投资提振的一个关键。第四，前期消费刺激效应难以持续在边际上改善，汽车销售难以展现去年快速增长的态势。
全球大环境未发生根本性好转，甚至持续恶化的话，很难在外需上做文章，通过短期政策调整能够影响的变量只能是内需。在政府投资端，国家依然注重科技治理，加大在研发和新技术上的投入，考虑到政府端和市场两端投资的全面发力，新经济、新技术、新模式行业依然是重点受益的行业。
第二，长期可支配收入及其预期好转需要很多前提条件。制造业和基建投资保持相对稳定，但边际上进一步提升的难度很大。以政府投资撬动民间投资，是今年要主抓的核心，更为重要的是必须要在部分常规性的政策上，寻找到能够令消费政策和投资政策相互促进，相互共融的方案。对于疫情期间受到冲击最大的行业，消费政策优化可能会对需求产生强烈的修复效应。
消费信心逆转很难，并非短期政策就能够影响的。因此在消费问题上，从修复居民的资产负债表着手很重要。
疫情冲击所带来的疤痕效应的修复，依赖于通过消费基金对受损比较严重的人群和区域进行补贴，依赖于可支配收入及其预期的改善。消费已现恢复，但并未现报复性消费 从前三个月高频数据观察，目前消费的修复非常明显，尤其是疫情政策放开为国内经济社会秩序常态化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同时在布局新发展格局上，产业链供应链补链方面的产业也将会是受益的行业。这样的状况实际上与世界其他国家疫情防控放开后，经济恢复过程大致相当。
刘元春，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 本文转载自3月9日新京报。在新型消费上，特别是消费政策着力的产业，包括新能源和居住方面的产业，消费政策也会产生积极影响。民间投资相当一部分是房地产投资，房地产投资稳定，对于稳定民营企业投资非常重要，此外服务业类企业的恢复和投资信心的止跌也是很重要的，另外大量中小企业投资严重收缩，中小企业的预期仍未在宏观经济回暖后出现上升，当前民间资本躺平的现象与民营投资预期收益率持续下降有密切关联。因此今年在投资的边际扩展方面，一定要在稳预期上面下功夫，使民间投资出现逐渐复苏的过程。
消费修复后的消费扩大和消费潜力的释放，则依赖于很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调整，可能需要一些中期考虑。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是需求不足，在目前整个世界经济疲软，外需下滑的前提下，扩内需显得尤为重要。
今年我国的投资增速如果依然保持在6%-8%的水平，将较去年有所提升。第二个很重要的角度是要主动进行消费场景的制造和修复。
从今年来看，应该能够在投资扩张上有所作为，并且也能够达到相应的预期，核心焦点还是在投资预期上，而不是简单的政府类的加力。消费政策的着力点应从过去的汽车逐步向新的领域进行转移。